什麼人會處在一種「不吃就餓，一吃就飽」的狀態？

那就是我。9月30日，孕期第35周，也是我休產假前的最後一個工作天。上樓梯時，真的有些氣喘，肚子已經大到看不見自己的腳面，不知是手還是腳，部分東南西北地來了一下，肚子上立刻鼓起了一塊。唉，明明是剛吃過飯，怎麼還想再來點兒什麼呢？

從來沒有想到孕育生命會是這樣的感覺，儘管已經聽媽媽說過很多次，但感到一次胎動的時候還是感動得眼淚差點掉下來。終於知道前輩們告誡的話都是真理：「中間三個月最幸福，不用節食，且行動利落」、「到後面就會盼着生產，因為實在太重了」。

我很早就變成了採訪組的「熊貓」，大多數都是作些不用出門到處奔波的工作，而且，休假日也改到周六和周日。偶爾在外面見到同業，大家總是一臉關切：「好久不見」、「慢一點兒啊」、「我有零食你吃嗎？」趕上要擠在一起拍照、錄音的時候，也總是有人會讓出更多的空間，好讓我有足夠的地方放肚子。

儘管孩子的性別已經經羊膜穿刺確定，但辦公室裏有經驗的女生，還會常常展開討論，有人說肚子尖尖，一定是男的，跟着就有人反駁：「明明肚子圓圓，是女生！」旁邊一人插言道：「從後面看不出，還是像男生多些。」；「誰說的，我早前也是這樣，是女的啦！」

回家將這些評論說給媽聽，弄得她老人家也起了疑惑，一日躊躇着問我：「你確定不是龍鳳胎？」

今年的夏天太熱，總覺得冬天還遠得很。室友周末從郊外遊玩回來說：「黃葉都差不多落光了！」

原來時間過得這樣快。

算起來，我來明報工作已經有差不多三年半，第一天上班的情景可謂永生難忘。

本地華文媒體記者通常都是「全能」選手，開車、照相是必需條件。我那時雖然有了「學神」身分的七級車牌，但考試完就再也沒開過，路更是認不得。

那天我被派去溫哥華市政府開會，到了才發現停車場車滿為患，周圍本來不寬的街道兩邊也早就停滿了車，我心驚膽顫地繞來繞去，終於停在接近Broadway的一處下坡路上，車頭正對着人來人往的大街。

幹完了活，滿腦子都是下一個訪問，上車拿出地圖研究妥當，拉開手煞就走，這時的我，完全沒想到根本還沒撻車！
車沒發動，方向盤、煞車全都不能運作，車沿着斜坡不斷向下滑，最後自動停在車水馬龍的路中央。我坐在駕駛位子上，冷汗直冒，前後左右笛聲狂響。

現在想想，自己真是個幸運的人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居然毫髮無損，只不過當時只剩下發抖的份兒。

再次上路，心有餘悸的我一路全身緊繃，直挺挺地握着方向盤，踩煞車的右腿僵硬，雙手因為太過用力，關節都發了白。好不容易回到家，已經是骨頭快散架，接到老媽打來的關切電話，頭一句問：「今日感覺如何？」

我脫口而答：「開車開到屁股痛啊！」

等了半年，我終於見到了定制的琴。老師說，從沒人能早早付了錢，催也不催等這么久。但她仍然恭喜我，說非常值得。

今年4月的時候，老師說特別請史兆元做了四張琴，是“黑天風”級別，紫檀木琴身，但要先付錢而且還要等。我當時想也不想，說：好。

如今真的等到它從中國運至，先在倉庫里沉靜了幾天，才拿出來。上燕柱的時候就領教了風采，其後調弦，更是吃驚：聲音之清揚幽遠令我只一瞬間就喜歡上了。新琴和車一樣，是要和主人慢慢磨合的，我抱著她回家，覺得像是個得到糖果的小孩子，好久沒有這樣的興奮了，幾乎夜不成眠。

之前就說要起個名字的，可是想了這許久，也沒有主意，及至見到，又覺得早前的那些都配不上，真是沒辦法。有點兒像是家長給孩子起名字的煞費苦心呢，好笑啊。

趙巍的父母終於要來了。6年的等待，不知是否會有一個結果？

每次想到那個已經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的年輕女孩兒，我的心里總有一種蒼涼的沉重：

偏偏是那樣一個美麗的女子，來自普通甚至可以說是低收入階層的家庭，母親是小學語文教師，父親職業不詳。當年帶著家里所有的積蓄，還有借來的錢，抵達加拿大，想著可以憑努力和天賦改變生活，卻沒想到自此再無回頭路。她的母親楊寶英說，因為家境不好，趙巍在學校宿舍里床頭貼上的座右銘是“我一定要賺錢給我媽！”然而這樣樸素的愿望已經是一種奢求，到現在為止，趙家兩老還在為償還當年欠下的債節衣縮食。

至於她的死，坊間有太多的傳聞，然而要怎樣的因果，才可以到被謀殺的地步？回首前塵，每個人都有不愿提起的事情吧，何況她也不過是個孩子！

我其實從來不敢想象，這6年來趙家兩老是怎么挺過來的：唯一的女兒被殺，兇手就和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，富有、背景復雜，奈何不得；房子因拆遷又沒有產權而被收回，居無定所；經濟困頓加上心情抑郁，致身體每況愈下…這樣窒息的生活，換成你我又如何？

我覺得自己不夠聰明，不夠漂亮，不夠努力，只不過因為太幸運，可以有快樂的生活。所以總覺得，如果多少能做點什么，讓這兩個孤單而絕望的人覺得這個世界還不算太冰冷的話，那個隨風逝去的靈魂也許會展顏一笑么？

趙巍，望你安息。

又看到了關於世界末日的文章，這次是在4年後：2012年12月21日（冬至日）。上面說英國發現的麥田怪圈預示了這一結果，那時南北兩級將發生對調，地球磁場在逆轉過程中會出現所謂“真空期”，於是山崩海嘯，瘟疫橫行，火山爆發產生的濃煙遮天蔽日，隨之而來的氣候變化，令全球糧食絕收。人類文明遭遇自恐龍滅絕原來最嚴重的挑戰…

讀到此處，我忽想到：果真如此的話，大約胖子們都可度過饑荒年月呢，脂肪即可保暖又可轉化成能量。如果還像以前那樣皮包骨頭的話，恐怕最先羽化登仙的就是我了。

其實活得很長一直都是我的理想之一，從很小的時候已經如此。記得5歲時，家人看到我在大年夜悶悶不樂，怪而問之，答曰：“過年即長一歲，就是快死一年，不知我能過多少個年？”別人到還罷了，聽得我的姥姥（時年70有5）勃然大怒，如果不是礙于過節要討吉利不能聽見哭聲，恐怕一頓板子是免不了的。

如今逝者已矣，我也是而立之年，已經學會不再隨便透露腦袋里時不時冒出來的古怪想法。但午夜夢回，還是會在暗夜中對著眼前的虛空疑惑：究竟這一切是不是夢境？也許有一天突然轉醒，發現自己還是那個總角小童，在槐樹的陰涼下午睡，旁邊姥姥有一下無一下地扇著子蒲扇，隔壁那個我喜歡的小男生正在窗戶下面，朝我們之前發現的螞蟻洞里灌水。

還記不記得那首歌：如果世界末日來臨，讓我們相擁化成沙。果真如此，也是不錯的。

見過孩子們在海灘上建筑的沙堡么？無論怎樣的曲折迂回，也會在波浪的輕撫下瞬息變成廢墟。

時間大約是這世間最強大的武器了，歷史上再轟動再難忘的事件，也都會慢慢地變淡，變模糊，以至於後世會質疑那樣的事情是否曾經真實出現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63年，曾在日軍鐵蹄下存活的一群人在白石鎮聚集，紀念死去的同伴。他們大多年屆耄耋，有些人因身體原因未能出席，人數又比去年減少。在綠草如茵中，20位白發老者手持紅花的場景，令人無限感慨。

我從未見過外祖父，只知道他是河北地區抗日游擊隊的主要成員，被俘受刑，傷病交加致死。連累外祖母也被抓進炮樓。年幼時我常聽到她半夜咳嗽，知道那是當年被灌辣椒水的結果，也會用小指頭數她背上一條一條的傷痕，那是皮鞭蘸水抽在皮膚上的印記。

記得她說，外祖當年不過是個鄉紳家的少爺，往南方去游歷一翻就成了共產黨，回家居然背著父母賣掉田產，自己則加入游擊隊輾轉作戰。外祖的父親是被氣死了的，妻子和3個女兒無人照管。當時我的母親不過4、5歲的年紀，就要長途跋涉四處躲藏，甚至親眼見過日軍放狼狗咬活人，和所謂“還鄉團”不留活口的殘酷。

如今我的母親已經是古稀之年，和眼前的這些老人一樣，往事仍歷歷在目，但當他們中最後一個人離開的時候，唯一的見證也就此湮滅，這一頁的歷史大約就要從此闔上了吧。

不知道這樣的結果會不會令那個民族暗自竊喜？

中國人形容美女常說 “環肥燕瘦”，然而如今流行苗條，這“環肥”提都沒人提，所謂“人心不古”大約如此。想想我們盛唐時期的女人，該是多么幸福啊。

我自從來了明報工作，已經比之前重了整整8磅，如果不是堅持運動，恐怕已經連走路都 “呼哧帶喘”。以前與朋友吃飯，聽到的是，這么瘦，多吃吧。現在，則變成了：你『看上去』還好，仍有吃飽的資格呢。

節食么？如果能實行，當然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：當年“楚王好細腰，而國中多餓死“。為了有盈盈一握的纖腰，士大夫們一個個都不吃飯，甚至虛弱到要扶著墻壁才能站起來的地步。然而這關乎到升官發財，雞犬升天，功德不可小覷。我則是個現代社會的記者，經常四處亂跑，溫哥華滿大街的美食，叫人如何不動心？且本報采訪部個個都是專家，某家的弁當、某家的點心、某家的招牌菜統統如數家珍，連價錢都報得清清楚楚。想抗拒？簡直是不可能之任務。

為了能穿上美麗的裙子，我本來希望能在這個夏季小小控制自己體重的漲勢，但看到新鮮的水果、剛出爐的烤面包、濃香的奶酪已經控制不住，結果連維持去年年底的水平都很艱難。終於一日，看到不斷變化的數字忍無可忍，和同樣飽受困擾的室友合謀，將體重計扔出窗外。翌日同事聞之，紛至賀曰：歡迎加入明報肥妹行列！

如此，實乃共襄盛舉。

很年輕的時候，喜歡臺灣王鼎鈞的散文，里面有一句話：“故鄉是祖先漂流的最后一站”。當時我正在離家36個小時火車的地方上學，看了頗有感於心。早有算命的人說我是“走水走馬滿天下跑”的人，果然如此。王先生和家鄉隔著的是一條海峽，於我，則是整個太平洋。

去年9月，我在來了加拿大7年後第一次重歸故里，因為父母搬家，必須要家人接機才知道何處落腳。首都機場人山人海的大廳里，我看到了哥哥，外表淪落到和大街上遍布的北京中年男子一般無二，發際明顯高了許多，額上小時候和別人打架落下的疤痕顯露無遺。

“也好，丟了的時候容易找到。”我笑著說的時候，心里卻有些酸酸的東西咽不下去。

如今的北京已經沒有了所謂“瓦藍瓦藍”的天，也不知道小學生們在寫作文的時候，用什么詞來形容，夏天的時候，是不是還可以逃課去粘知了，捉蜻蜓；也不知道北海的水干涸了沒有，“讓我們蕩起雙槳”的日子是否還一如從前？

公車上是人滿為患，身邊都是打著電話高聲談生意的人，和我同車的人，看上去至少有一半像是第二天就能掙到100萬。然而不要忘記，在北京，一般的人家都買了私家車。到了王府井和西單，你才知道什么叫“摩肩接踵”什么叫“游人如織”，像樣一點兒的商場，隨便一件衣服也要500塊起跳。但是，大街上的“交通協管員”每月工資不過600，還要養孩子，交房租。有人告訴我，北京市中心現在也有全家露宿街頭的。

再離開的時候，覺得自己變成了局外人，總是在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看待這座從小長大的城市。就像兩列相向而行的列車，慢慢地退出彼此的視野，心中感概卻無法停歇。成長的煩惱莫過於此—我知道：那已不是我記憶中的地方。

從古至今，“吃”對於中國人來說實在太重要。小時候聽見老北京見了面，典型的問候是：“吃了么您？” 而無論在什么場合，這句話都能派上用場。 如果回答“吃了”，則通常會跟著問：“吃什么了您哪？”如此這般，大家就聊一陣子，到後來難免會家長里短兒的，倒是忘了最開始是從吃飯說起來的。

長大以後，曾經在南方的閑散城市待了幾年，很多同事每天都是在飯桌上開始工作，湯湯水水一道接一道上，大家的面具逐漸放下來，似乎可以說一些“題外話”的時候，就是最佳的采訪時機。

來了加拿大，我們經常要參加各種會議，但情況有所不同。如果是主流人士舉辦的，無論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就只有干等的份兒—記者席上有茶水供應已經不錯；如果是華裔社團，則多半會被邀請入席，現場常備音樂歌舞助興，在寒暄與觥籌交錯中此起彼落。但問題是此類餐會多有“三遲”：開始遲、上菜遲、結束遲。想吃飽再回去發稿，恐怕已經太晚，所以結果常常與第一種一樣：訪問、拍照、走人。

明報附近並無任何飯店，因此辦公室常年備有簡單西餅供充饑，雖然花樣一成不變，但有勝于無，采訪部特設食物箱，同事們經常攜帶順手買的零食填充。大家常常是一邊嘴里嚼著東西一邊打稿，順口時還可評論本地新開食肆風味，交流“又好又便宜”之所，不亦樂乎。